10至14世纪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

[摘 要]10至14世纪朝鲜半岛的统治者虽以佛教治国，定佛教为国教，但对儒教亦非常重视。除东亚儒教文化圈的辐射影响外，统治者借助儒教打击佛教势力过度干政，也是其重视儒教的主要动因。太祖、光宗和成宗三朝是尊儒华化政策的奠基期，此后继任者们基本遵循此制。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儒学发展历经政治性儒学、诗文儒家和学理性儒学三大阶段，代表人物分别为崔承老、李奎报和李穑。其王朝通过官学私学并举，置科举选拔官吏，设立经筵制度，设置汉语讲授机构“通文馆”，以及派遣留学生等举措，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儒学教育体制。10 至14世纪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为后来朝鲜王朝以儒教治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至14世纪朝鲜半岛的统治者以佛教治国:定佛教为国教，僧尼阶层属于特权阶层，他们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拥有土地、僧兵、免除徭役和兵役等特权。政界勋贵旧族多和佛教势力勾结，将寺庙作为隐匿财产、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进而分裂国家，破坏了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新兴士大夫们以儒学(朱子性理学)为基础，对佛教展开了激烈批判，为之后的朝鲜王朝定儒教为国教、以儒教治国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

概言之，10至14世纪朝鲜半岛的统治者以佛教治国，而之后取而代之的朝鲜王朝(1392-1910年)则以儒教治国，统治朝鲜半岛达五百余年。学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影响深远，正如《走进晚明》所言:“李朝时代的朝鲜，受到中国文化极深的影响，其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甚至有过于商品经济冲击下的中国的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36但以儒代佛，不是一蹴而就，可以说，10 至14 世纪的朝鲜半岛从建国之初就开始了这一缓慢的渐变过程，而这一渐变过程就是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

一、10 至 14 世纪朝鲜半岛的君主重视儒学

新罗末期，王室衰微，地方豪族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与王室抗衡，如北方的弓裔自称后高句丽，南方的甄萱则以后百济自命，朝鲜半岛进入所谓的“后三国时代”。具有儒家思想的王建逐渐取得后高句丽君臣的拥护，于新罗景明王二年(918年)登上王位统一了朝鲜半岛。

尽管10 至 14世纪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但王建深知以“修齐治平”为价值旨归的儒家思想对巩固、发展自己的政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在尊崇佛教的前提下，力倡儒教。太祖王建(918-943年在位)在建国之初，就对儒教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将儒教作为“齐家治国”之学加以提倡与发展，并定下“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上卷55的基本国策，即王朝的政治体制、教育体系、礼乐文化等国家制度皆遵循唐制。太祖还聘请五经博士讲授儒教，用儒教思想来治理国家。尤其在其晚年提出了著名的《十训要》主张杂糅儒、释、道三家思想为理事治国之原则。《十训要》的主要内容如下:

1.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谒，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

2.诸寺院皆道诜推占山水顺逆而开创……新罗之末，竞造浮屠，衰损地德，以底于亡，可不戒哉？

3.传国以嫡，虽曰常礼，然丹朱不肖，尧禅于舜，实为公心。若元子不肖，与其次子;又不肖，与其兄弟之众所推戴者，俾承大统。

4.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苛同。契丹是禽兽之国……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5.朕赖三韩山川阴佑以成大业，西京水德调顺。为我国地脉之根本、大业万代之地，宜当四仲巡驻，留过百日，以致安宁。

6.朕所至愿，在于燃灯、八关。燃灯所以事佛，八关所以事天灵及五岳名山、大川龙神也。后世奸臣建白加减者，切宜禁止。

7.人君得臣民之心为甚难，欲得其心，要在从谏远谗而已……使民以时，轻徭薄赋，知稼穑之艰难，则自得民心，国富民安……赏罚中，则阴阳顺矣。

8.车岘以南，公州江外，山形地势，并趋背逆，人心亦然。彼下州郡人……虽其良民，不宜使在位用事。

9.百辟群僚之禄，视国大小，以为定制，不可增减……若以无功人及亲戚私昵虚受天禄……切宜戒之。又以强恶之国为邻，安不可忘危，兵卒宜加护恤，量除徭役。每年秋阅，勇锐出众者随宜加授

10.有国有家，儆戒无虞，博观经史，鉴古戒今周公大圣，《无逸》一篇，进戒成王，宜当图揭，出入观省。

《十训要》之1、2、5、6、8五项内容与阴阳、佛教、道教有关，而3、4、7、9、10 五项则与儒学联系紧密可以看出，太祖的治国理念以儒教“王道”为主，杂糅佛、道、阴阳等学派思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太祖特别重视《尚书·无逸》。《十训要》的第 10条“博观经史，鉴古戒今。周公大圣，《无逸》一篇，进戒成王，宜当图揭，出入观省”，专门用来强调《无逸》篇的重要性。《无逸》开宗明义，提出“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的政治观点，此乃全文的主题和论述核心。“知稼穑之艰难，则自得民心，国富民安”这句则充分反映了太祖倡导勤勉节俭、仁政爱民的儒家治国理念。《十训要》中太祖着重强调的“天命”和“民本”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继承和发扬。无论是第3条的“传国以嫡”和贤者继大统的继承原则，还是第7条的“从谏远谗”“轻徭薄赋”第9条的“安不可忘危，兵卒宜加护恤”皆体现出太祖深厚的儒学底蕴。当时的朝鲜半岛佛教与道教势力强大，太祖为了巩固政权，告诫子孙必须把儒家政治哲学与佛教、道教有机结合起来，所谓既顺天命、恤民生，又遵风水、避禁忌，使儒释道圆融和合，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太祖的这种儒家政治哲学又必须与佛、道糅合在一起，以儒释道和合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构成了高丽初期的儒家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点。”太祖杂糅儒释道之精华治理国家，取得了国富民强的治国政绩，深得国民的拥护和爱戴。

太祖死后，经过惠、定两朝的短暂过渡，光宗(950-975 年在位)即位。为了平复贵族勋臣专横跋扈造成的政治不安，光宗决定“借天子之威、中华之制”以改革国家固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从而达到打击勋旧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此时中原王朝正处于后周世宗统治时期，两位有为之君各有所需，互相支持。“(光宗)七年(956 年)，周遣将作监薛文遇来……令百官衣冠从华制。前大理评使双冀从文遇来……九年夏五月，始置科举，命翰林学士双冀取进士。”可以说，“令百官衣冠从华制”拉开了光宗通过“华化”，打击勋旧贵族、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序幕。而重用中国士人，是光宗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重用后周人双冀就是典型的例子。《高丽史·双冀传》载:“双冀，后周人，仕周为武胜军节度巡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光宗七年，从封册使薛文遇来，以病留。及愈，引对称旨，光宗爱其才表请为僚属，遂擢用，骤迁元甫翰林学士。未逾岁授以文柄，时议以为过重。九年，始建议设科，遂知贡举……自后屡典贡举，奖劝后学，文风始兴。”双翼从后周到朝鲜半岛仅仅两年，光宗就重用他和以他为首的中国人在国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华化”改革运动。此次改革关键内容有二:其一，参照中华之制，改革朝鲜旧制;其二，铲除贵族勋臣势力，创设科举，重用新人。朝鲜名李齐贤指出:“(光宗)有用文化俗之意，而(双)冀亦将顺以成其美。”光宗重用双冀，通过科举选拔德才兼备之新人，以抗衡贵族勋臣及佛教等守旧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

10世纪后期，朝鲜半岛具有儒家思想的君主成宗(982-997年在位)，心系百姓，视民如子，以儒家“德治”“善政”理念教导各级官吏。他于成宗五年下诏说:“余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若欲怀万姓之心，惟不夺三农之务。”成宗开设义仓，兴办学校，弘扬儒学，最终确立了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高丽史·百官志》载：“成宗大新制作，定内外之官：内有省、部、台、院寺、司、馆、局；外有牧、府、州、县。官有常守，位有定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大备。文宗、睿宗虽少加增损:大抵皆袭成宗之旧，子孙有所遵守。”成宗以后，本朝国王基本遵循光宗、成宗的“华化”政策不变。

总之，自太祖始，经光宗、成宗，其后的继任者们基本都尊儒“华化”，采取引进中国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措施，以改变勋旧贵族与佛教势力相勾结掣肘王权的局面，这些尊儒“华化”措施实行的过程就是10至14世纪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过程。

二、10 至14 世纪朝鲜半岛的名臣抑佛扬儒

虽然10至14世纪朝鲜半岛的历代君主基本能做到尊儒“华化”，但佛教作为“收拾民心”的手段，是该朝的国教。太祖的《十训要》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虽光宗、成宗推行一定的“倡儒华化”措施，但对佛教的依赖与尊崇仍为其思想和行动的主流，以致佛教与寺院在统治者的保护与扶持之下，迅猛地发展起来。从太祖建国到成宗即位，六十多年来，佛教盛行，寺庙林立，僧尼剧增，导致社会耕地及劳动力急剧减少，经济衰退人人惑于果报浮屠之说，“欲除罪业，浚民膏血，多做佛事”成为多数国民的信仰。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六朝重臣的崔承老剖析政局，针砭时弊，上疏《时务二十八条》Φ，建议成宗重视民生，少做佛事，光大儒学。例如，第二十条中，他以南北朝时梁武帝佞佛给天下臣民带来深重灾难为例，劝谏成宗:

“昔梁武帝，以天子之尊，修匹夫之善，人以为非者以此。是以帝王深虑其然，事皆酌中，弊不及于臣民。臣闻:人之祸福贵贱，皆禀于有生之初，当顺受之，况崇佛教者，只种来生因果，鲜有益于见报，理国之要，恐不在此。且三教各有所业，而行之者，不可混而一之也。行释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国之源。修身是来生之资，理国乃今日之务。今日至近，来生至远，舍近求远，不亦谬乎？”

崔承老忧国忧民，语重心长的劝诫，表达了他调和儒、佛两教，提倡“时中”哲学的儒佛观。一方面，他抑佛扬儒，但并未彻底否定佛教。他把佛教视为“修身之学”，修身在来世;儒教是“理国之学”，理国在今世;故舍近求远，实为荒谬。另一方面，崔承老又大力提倡儒家的“时中”思想，认为佛教是修身之本，儒教是理国之源，两者都很重要，不可偏颇，故帝王做事要“深虑其然，事皆酌中”，一定要适度，把握好分寸，即治国理政要始终贯彻儒家倡导的“过犹不及”之中庸思想。只有这样，君臣百姓才能各安其所，各居其位，天下太平。崔承老的劝诫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宗调和儒、佛二教，坚守“时中”原则处理政务，一度使王朝中兴。也就是说，在王朝前期，无论是太祖、成宗，还是崔承老，他们虽然主观上拥有浓厚的儒家情怀，主张以儒治国，但客观上佛教乃王朝的国教，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故以太祖为首的统治者意识到:只有儒家文化与佛、道等本土文化相融合，才能治理好国家，“时中”政策就成为当时最合适的治国模式。这种治国模式也深刻地反映了其时朝鲜半岛的儒学是一种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儒学。

如果说朝鲜半岛10至12世纪的儒学是政治性儒学的话，那么其13 世纪的儒学则以研究诗和文学为主要特色，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作“诗文儒家”时期，代表人物是“三酷好先生”李奎报。

李奎报生活的13世纪，朝鲜半岛已经陷入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之中，作为统治思想的佛教日趋腐败堕落，再也起不到挽救国运、“收拾人心”的作用。李奎报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元气”论思想，吸纳朝鲜历代天文、医学、生物等科学成果，第一次提出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当时盛行的佛教、谶纬迷信等各种唯心主义思想展开斗争，为抑佛扬儒作出了卓越贡献。

李奎报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天地万物是由物质的“气”构成，是无目的自然形成，不是“有意志的天”决定的，而且天地万物都处于不断地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天上日月犹亏全，物之盈缩，固常理，此是天数。”李奎报特别强调“气”的属性是“自然”“无为”，有力地批驳了所谓“天神”“佛陀”创造和主宰万物的唯心主义神秘论。李奎报以唯物主义为基础，进一步发展了过去的辩证法思想，指出: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是因为在事物内部存在着相互对立、矛盾的两种力量(阴、阳)。李奎报在与保守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还提出了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合理观点:“一干蒙露濡，一干困风簸。一干老且折，大叶犹不堕。一干新解，虽弱能远跨。”李奎报的崭露头角反映了新兴中小地主阶级逐步崛起的社会现实。他作为新兴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主张以儒家仁政思想为基础，改革王朝陈腐守旧的统治制度，清除贪官污吏，以德治国，以民为本，缩小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建立理想而太平的富足社会。

较之前期的政治性儒学、中期的“诗文儒家”，14世纪朝鲜半岛的儒学进入学理层面，李穑为主要代表人物。

身为国子祭酒、成均大司成的李穑提倡儒学，反对佛教。他认为天地万物皆由“气”构成，“天地气也，人与物，受是气以生，分群聚类，流湿就燥，外若纷揉，而内实秩然，灿然伦理，未尝紊也”，“天地本一气也，山河草木本一气也，岂可轻重于其间哉”。不仅如此，自然界中一切具有生命的东西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水气”生成：“凡有形色生聚于两间者，皆枕乎水矣，独人乎哉……禽兽草木，依之以生，虽有雨露之养，苛非水气通乎其间，将何以遂其生哉。”但清轻之气为天地，人禀气圆满者，则是圣人、贤人:“天地之判者，清轻者在上，而人物之生，禀是气以全者，为圣为贤。”大千世界的所有事物和现象在其根源上都归于“无极而太极”，即以“太极”为本““太极”乃宇宙的最初始原。他说:“太极：寂之本也，一动一静而万物化醇焉；人心，寂之次也，一感一应而万善流行焉。”也就是说，在李穑的宇宙观中，尽管“气”非常重要，但“太极”却是先于“气”而独立存在的终极本原，“气”只不过是“太极”的具体表现而己。故李穑的字宙观仍然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为了改变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状况，李穑积极倡导以儒学明教化。他认为，儒学强调修身，重视人伦，忠君爱国，只要大力弘扬儒学，人人争做圣贤君子，社会风气自然淳朴敦厚。为此，他重建了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成均馆，将成均馆的教学内容和科举考试科目“四书五经”化，由此直接促进了官方教育的儒学化，使得整个社会的风气也为之一变。李穑不仅是三纲五常的坚定拥护者，而且还是朱熹“理欲”说的虔诚追随者。他说:“善事父母，其名曰孝，移之于君，其名曰忠，名虽殊而理则一，理之一，即所谓中也。何也？夫人之生也，具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戒惧之何？存天理也。慎独焉何？遏人欲也。存天理，遏人欲，皆至其极，圣学斯毕矣。”李穑和朱熹一样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要求人们“存天理，去人欲”，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随着国家日益衰败，大批僧侣腐败堕落，蜕变为无恶不作的劣僧，李穑针砭时弊，对朝廷的佛教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指出佛教的危害性和荒谬性，要求朝廷抑佛扬儒，扶纲纪、革时弊、振军备，大力弘扬以朱子学为主旨的社会政治思想。可以说，程朱理学是李穑治国为民的理论实践依据，他在追随践行程朱理学的同时，又提出了许多自己的新观点，诸如上述的“重气”“重实”等思想，莫定了朝鲜性理学的基本理念，也被后来朝鲜王朝的儒学大师李栗谷等人所继承，对朝鲜半岛的儒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10 至14 世纪朝鲜半岛的儒学教育

为了教化人民，太祖、光宗、成宗借鉴唐朝的教育体制，建成了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的官学与私学并存的教育管理机制。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官学分为国子监、乡校、学堂。国子监是最高的教育机关，成立于成宗十一年(992 年)，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国王定期到太学祭祀孔子，以倡儒学。成宗追封新罗学者崔致远为内史令、薛聪为“弘儒侯”并从祭于文庙。朝鲜学者从祭文庙滥觞于此。以后的著名儒学大师，如李退溪、李栗谷等也获此殊荣，。乡校是设在地方中心地带的官学，成绩优异者可被选入高一级的学府—国子监进一步深造。乡校不仅是传播儒学的地方教育机构，更是地方进行文庙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起着促进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学堂是设立在都城、相当于地方乡校程度的官学机构，是为未能进入国子监的京城子弟接受儒家文化教育而设立。元宗二年(1261年)朝廷在开京的东部和西部始设学堂，史称“东西学堂”，到恭让王(1389-1392年在位)时期，政府又增设南部，北部和中部三所学堂，总称“五部学堂”。

与此同时，连年的对外战争(尤其是对契丹的三次战争)，加上佛教的冲击，使得国库空虚，官学不振。以弘扬儒学、救亡图存为宗旨的私学乘机蓬勃发展起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崔冲等人创办的史称“十二公徒”的十二所私学。穆宗时，考取科举甲科一等的崔冲官至参知政事、门下侍中等职，年老退职后，他学习孔子，创办私学，首开私人讲学之风，被时人赞为“海东孔子”，慕名求学者无数。崔冲践行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将学生们分九斋施教，教以九经、三史、诗赋等古代典籍，塑造出了不少拥有家国情怀的圣贤君子。此外，还有郑倍杰等十一人也陆续在全国各地办私学，历史上把这十二人门下的学生统称为“十二徒”。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实施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所以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教学用书皆以《诗经》《周易》《尚书》“三礼”“三传”等九经和《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史等典籍为主。官学与私学并行的教育管理机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儒生。

兴盛发达的儒学教育催生了官吏选拔制度的新突破。958年，光宗采纳后周人双的建议，始置科举，用以取代新罗时期被勋贵旧族垄断官更晋升的门阀骨品制度。此后，朝鲜半岛一直实行科举制，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科举制度才被废除。这一时期的科举考试主要有制述科、明经科和杂科。制述科主要考核诗、赋、颂、册、论等中国文学和写作能力;明经科主要考《书经》《易经》《诗经》《春秋》《礼记》等儒家典籍;杂科主要考察医卜、地理、律、书、算、三传、三礼等知识。科举制不仅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成为人们跻身于统治阶层的重要途径，社会中逐渐兴起学习儒学的热潮。而低级官吏晋升高级官吏必须通过科举中的“制述”“明经”两科，由此，科举成为选拔高级官吏的唯一途径。此后国家的高官渐被儒生取代，儒学的地位日趋重要起来。

为加强对中国儒学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当时朝鲜半岛的统治者还仿效宋朝设立了经筵制度，以尊孔崇儒。经筵是为了提高皇帝的儒学素养而设立的教育制度。在中国，此制度始于唐，而兴于宋。朝鲜在12 世纪初为经制度建立了清谦、宝文两座宫廷图书馆，并选拔儒学精英为其管理人员。君主经常与大臣、翰林学生等会集馆中，由儒臣说经讲义。由于儒学地位的不断抬升，朝鲜国王极为重视儒家典籍的刊印收藏。宋王朝也常常赠书给朝鲜半岛，中国商人亦常贩书到朝鲜出售。“1027年，宋江南人李文通卖给高丽五百九十七卷书，凡宋商带去的有价值的书，高丽都以高价收买。1314年，高丽太学从元朝购进各种儒学书籍一万零八百卷。同年七月，宋把南宋秘阁藏书四千三百七十一册、共一万七千卷赠送高丽。”[统治者的重视、中国王朝的赠送，再加上大批商人的贩卖，使得朝鲜半岛的儒学典籍收藏之全在宋朝时就十分有名。仁宗还将《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分赐给民间儿童，以广教化。成宗曾说:“怀才抱器事君王，则忠之始也;立身扬名显父母，则孝之终也。忠孝可称，宠荣何?t!”而儒家最基本的伦理范畴，如“仁义礼智信”等同样被当作人们日常行为的准则加以大力宣扬。成宗认为，历代君王“莫不习五常而设教，资六籍以取规”，因此，10至14世纪朝鲜半岛的统治者一方面大力表彰义夫节妇、孝子忠臣，如割骨肉疗父疾的尉貂、坚守“主辱臣死”信念为王殉难的洪灌等，另一方面用严苛的法律手段惩罚不忠不孝之人，维护王权、父权，巩固中央集权。

除了官学和私学，当时的朝廷还设置了专门讲授汉语的国家机构“通文馆”。伴随着儒学及中国王朝对朝鲜半岛影响的日益加深，统治者深刻地意识到:国家的对外交流，尤其是对华交流，需要越来越多精通汉语的人才，单单依靠向中国派遣留学生来解决汉语人才的需求，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于是，忠烈王二年(1276年)，朝鲜统治者决定设置专门讲授汉语的国家机构“通文馆”。《高丽史》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四十者习汉语……参文学事金丘建议置之，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此外，忠烈王时期还设立了“汉语都监”。总之，10 至 14 世纪朝鲜半岛的译语(外语)教育，尤其是汉语的教育受到了当权者的高度重视，开始步人快速发展的正规教育轨道。

这一时期的留学生教育也比较发达。历史上，朝鲜半岛的各个王朝都非常崇尚华夏文化，十分重视对华关系，在中国周边的国家中，朝鲜是向中国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历代朝鲜留学生为传播华夏文化、促进中朝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新罗时期的金云卿、崔致远，以及后来的李奎报、李穑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留学生作为沟通中朝两国的桥梁，使中国古代汉语教育体制及所用教科书很快传到朝鲜半岛，直接影响了朝鲜半岛的汉语教育和儒学传播。

总之，10至14世纪朝鲜半岛的统治者虽然定佛教为国教，但随着佛教的兴盛，大量寺庙林立，寺庙成为勋贵旧族隐匿财产、发动政治斗争的工具，佛教势力与这些勋贵旧族相勾结，对中央集权构成了威胁。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腐朽没落的佛教势力，朝鲜半岛排佛崇儒思想渐趋高涨。自太祖王建重视儒教始，历代君主基本能遵循其“儒学乃齐家治国之学，需重之”的遗训，尊儒“华化”，再加上重臣崔承老、李奎报、李穑等人抑佛扬儒，以及儒学教育的兴盛，都为后来的朝鲜王朝以儒教治国、定儒教为国教做好了准备，而这一准备过程就是 10 至 14世纪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

 

（文章来源：中新网 作者简介：王曰美(1972—)，女，山东东营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儒学史、儒学海外传播史）